应试教育的后遗症

我国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是从传授知识开始，并紧紧地围绕着做题目展开，传授知识是为了做题目，做题目是为了接受知识，课堂课外都是如此。教育被彻底异化为传授知识了，被彻底异化为做题目了。原因不外乎我国实施的是应试教育，而应试教育就是为了考试的教育，知识和题目就是考试的内容。这必然会出现一个怪现象：很多学生读了十二年的中小学，除了读一二遍语文课文外，其他学科的教材，几乎都还没有读过，至于课外书，那就免谈了。

这种现象在美国也出现过，《学校课程史》里有一段话：“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发现，在‘无数’纽约城的小学和初中的课堂上，有的儿童从未完整地读过一本书。20世纪80年代结束时，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发起了一次运动，让‘真正的书’回到课堂中。当然，在课堂中用真正的书而不是做练习册上零散的练习，这并不是一个新思想：它在世纪之交以前便遍布于进步教育的文献之中。”（美国丹尼尔·坦纳，劳雷尔·坦纳著，教育科学出版社，P315）

要知道，做题目与读书不是一回事。做题目可以培养学生的分析推理能力，读书需要分析推理能力，但更需要兴趣、习惯、悟性、想象力、直觉思维、批评性思维和认知结构等。这些元素不是做题目可以培养起来的。这些元素的缺失导致学生不喜欢读书，也不会读书。按照朱永新教授的说法，一个人到高中毕业后还没有产生读书饥饿感，那么这一生就不会读书了。原因恐怕是，他们已错过了培养读书能力的黄金年龄。这就是说，十二年的过度应试教育，换来了一生不读书的惨痛代价。

这些学生进入大学后，大学已经很难改变他们的学习状态了。何况我国的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还是一样，也实行应试教育，教师普遍采用传授式教学，往往一讲到底，没有交流与对话。学生听了十二年的课，还要这样听下去，他们不厌烦透顶吗？他们还怎么会喜欢读书呢？除了小部分为了将来的工作，准备考研需要用功外，其他的恐怕也只能是混日子。并且，他们用功也不是喜欢读书。人大教授、博导张鸣在《读研与读书》中说：“录取进来的研究生，无论硕、博，即使名校出身，读书兴趣都不大。很多人之所以读研，无非是为了弄一个高一点层次的学历，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延缓就业，在学校里多玩两年。”在《学界的技术主义的泥潭》中又说：“画地为牢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授们不看书。出版界经常统计社会大众的阅读量，越统计越泄气，无疑，社会大众的阅读量是逐年下降的，跟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距离越拉越大。其实，中国的教授，阅读量也不大。” 这真是很悲哀！著名教育家朱永新说：“真正的教育是从读书开始的。”教育都没有开始读书，这教育还是教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