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知识观”
《庄子.天道》中有一个“轮扁论斫”的故事:“世上人所看重道术的办法,就是用文字来记载。文字所记载的,不过是人的语言意思,而言语确有它的可贵之处。语言贵重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意义,而意义,又有它的出处。意义的出处,是不可以用言语来传达的,然而世人却因为看重语言,而用文字将它传播。世人虽然看重它,但我认为它不足看重,因为它所看重的,并不是真正可以看重的东西。所以,用眼睛看而可以看见的,是形象和色彩;用耳朵听而可以听到的,是名称和声音。可悲啊,世上的人们以为形、色、名、声就足以得到客观世界的真实!形、色、名、声实在是不足以获得事物的实情,而知道的不说,说的不知道,世上的人们难道能懂得这个道理吗?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削车轮,他放下椎子和凿子走上朝堂,问齐桓公说:“请问您所读的书说的是些什么呢?”齐桓公说:“是圣人的话语。”轮扁说:“圣人还在世吗?”齐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说:“这样,那么国君所读的书,全是古人的糟粕啊!”齐桓公说:“寡人读书,制作车轮的人怎么敢妄加评议呢!有什么道理说出来,说得有道理,还可以原谅;说得没有道理,那就处死你。”
轮扁说:“我用我所从事的工作观察到这个道理。砍削车轮的时候,动作慢了,那么,楔子松缓不坚固;动作快了,那么,楔子涩滞打不进去。不慢不快,手上顺利而且应合于心,口里虽然不能言说,却有技巧存在其间。我不能把其中的奥妙明白地告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儿接受这一奥妙的技巧,所以我活了七十岁,如今老了,还在砍削车轮。古时候的人,跟他们不可言传的道理一块儿死亡了,那么国君所读的书,正是古人的糟粕啊!”
在这段文字里,作者先提出自己的看法:“意义的出处,是不可以用言语来传达的,然而世人却因为看重语言,而用文字将它传播。”这就是说,事物的真实意义是不可以用语言文字传达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言不达意”。这看起来太绝对了,因为不是什么东西都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东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我们从“世上的人们以为形、色、名、声就足以得到客观世界的真实!形、色、名、声实在是不足以获得事物的实情,而知道的不说,说的不知道”里,就可以看出,他说的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的是指与外在的“形、色、名、声”相对应的那些内在的微妙的东西。
然后,他举了“轮扁论斫”这个故事来印证。 轮扁认为齐桓公读的古书,“全是古人的糟粕啊!”为什么呢?因为“手上顺利而且应合于心,口里虽然不能言说,却有技巧存在其间。我不能把其中的奥妙明白地告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儿接受这一奥妙的技巧。”这里蕴含的深刻哲理是:真正的“意义”只存在于主体和客体的融合过程中,所以,只有当主体与客体融合时,才有可能“得意”。一旦主体与客体分离了,“得意”就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感觉只有在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实践中产生,否则是产生不了的。这种感觉是自己作用于客体后所获得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不可以传授,因为主体不同,客体也不同,实践的方式也不同。语言文字只是对主客体分离时对客体的描述。其描述只是对象性的,不可能切合真正的“意义”。这无疑是相当深刻的。然而,轮扁由此就认定,古书“全是古人的糟粕”,不值得读,也有待商榷。诚然,书本与实践生活本来就不同,在实践生活中尚且难以把自己的感觉传授给别人;至于书本,那就更不可能了,何况还是古人的书本呢!但是,尽管书本与实践生活有很大的距离,阅读书本提升人的素质还是可能的。这里的关键是,按照建构主义的说法,主体应在真实的情境中,结合自己的经验,利用交流和对话,对书本知识进行自主的意义建构。
此外,《庄子·外物》里还记录了这么几句话:“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译文:竹筌是用来捕鱼的,捕到鱼后就忘掉了鱼筌;兔网是用来捕捉兔子的,捕到兔子后就忘掉了兔网;言语是用来传告思想的,领会了意思就忘掉了言语。我怎么能寻找到忘掉言语的人而跟他谈一谈呢!)筌者与鱼的关系,蹄者与兔的关系,都是为了推出言者与意的关系,得意后之所以要忘言,是因为在他看来,语言文字只不过是表达意义的工具,已经掌握了事物的意义,那么,工具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这有点象《金刚经》里把佛法比喻成竹筏一样,竹筏度你到彼岸,你到了彼岸,就不要带着竹筏去上路了。对照这句话,结合当前的教育,我感到非常郁闷,几千年前的人都清楚,学习的核心在于悟道,而不是语言文字本身,可现在的语文教育竟然还如此多地纠缠在语言文字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综上所述,庄子对知识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点:
1、感觉是不可传授的,不管是口头上,还是书本上,都是如此。感觉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摸索获得的,有不可重复性、不可复制性的特点。
2、语言文字是有局限性的,真义不是事物外部呈现出来的东西,而是内在微妙的东西,玄之又玄。很多时候,它只可意会,而不可以言传。
3、得意忘言。语言文字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目的实现了,工具也应该放下了,不要带工具上路,不要被语言文字束缚住。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削车轮,他放下椎子和凿子走上朝堂,问齐桓公说:“请问您所读的书说的是些什么呢?”齐桓公说:“是圣人的话语。”轮扁说:“圣人还在世吗?”齐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说:“这样,那么国君所读的书,全是古人的糟粕啊!”齐桓公说:“寡人读书,制作车轮的人怎么敢妄加评议呢!有什么道理说出来,说得有道理,还可以原谅;说得没有道理,那就处死你。”
轮扁说:“我用我所从事的工作观察到这个道理。砍削车轮的时候,动作慢了,那么,楔子松缓不坚固;动作快了,那么,楔子涩滞打不进去。不慢不快,手上顺利而且应合于心,口里虽然不能言说,却有技巧存在其间。我不能把其中的奥妙明白地告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儿接受这一奥妙的技巧,所以我活了七十岁,如今老了,还在砍削车轮。古时候的人,跟他们不可言传的道理一块儿死亡了,那么国君所读的书,正是古人的糟粕啊!”
在这段文字里,作者先提出自己的看法:“意义的出处,是不可以用言语来传达的,然而世人却因为看重语言,而用文字将它传播。”这就是说,事物的真实意义是不可以用语言文字传达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言不达意”。这看起来太绝对了,因为不是什么东西都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东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我们从“世上的人们以为形、色、名、声就足以得到客观世界的真实!形、色、名、声实在是不足以获得事物的实情,而知道的不说,说的不知道”里,就可以看出,他说的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的是指与外在的“形、色、名、声”相对应的那些内在的微妙的东西。
然后,他举了“轮扁论斫”这个故事来印证。 轮扁认为齐桓公读的古书,“全是古人的糟粕啊!”为什么呢?因为“手上顺利而且应合于心,口里虽然不能言说,却有技巧存在其间。我不能把其中的奥妙明白地告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儿接受这一奥妙的技巧。”这里蕴含的深刻哲理是:真正的“意义”只存在于主体和客体的融合过程中,所以,只有当主体与客体融合时,才有可能“得意”。一旦主体与客体分离了,“得意”就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感觉只有在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实践中产生,否则是产生不了的。这种感觉是自己作用于客体后所获得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不可以传授,因为主体不同,客体也不同,实践的方式也不同。语言文字只是对主客体分离时对客体的描述。其描述只是对象性的,不可能切合真正的“意义”。这无疑是相当深刻的。然而,轮扁由此就认定,古书“全是古人的糟粕”,不值得读,也有待商榷。诚然,书本与实践生活本来就不同,在实践生活中尚且难以把自己的感觉传授给别人;至于书本,那就更不可能了,何况还是古人的书本呢!但是,尽管书本与实践生活有很大的距离,阅读书本提升人的素质还是可能的。这里的关键是,按照建构主义的说法,主体应在真实的情境中,结合自己的经验,利用交流和对话,对书本知识进行自主的意义建构。
此外,《庄子·外物》里还记录了这么几句话:“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译文:竹筌是用来捕鱼的,捕到鱼后就忘掉了鱼筌;兔网是用来捕捉兔子的,捕到兔子后就忘掉了兔网;言语是用来传告思想的,领会了意思就忘掉了言语。我怎么能寻找到忘掉言语的人而跟他谈一谈呢!)筌者与鱼的关系,蹄者与兔的关系,都是为了推出言者与意的关系,得意后之所以要忘言,是因为在他看来,语言文字只不过是表达意义的工具,已经掌握了事物的意义,那么,工具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这有点象《金刚经》里把佛法比喻成竹筏一样,竹筏度你到彼岸,你到了彼岸,就不要带着竹筏去上路了。对照这句话,结合当前的教育,我感到非常郁闷,几千年前的人都清楚,学习的核心在于悟道,而不是语言文字本身,可现在的语文教育竟然还如此多地纠缠在语言文字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综上所述,庄子对知识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点:
1、感觉是不可传授的,不管是口头上,还是书本上,都是如此。感觉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摸索获得的,有不可重复性、不可复制性的特点。
2、语言文字是有局限性的,真义不是事物外部呈现出来的东西,而是内在微妙的东西,玄之又玄。很多时候,它只可意会,而不可以言传。
3、得意忘言。语言文字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目的实现了,工具也应该放下了,不要带工具上路,不要被语言文字束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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