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不能脱离现实生活

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指导各国教育而编写的报告《学会生存》里的两段话：

1.“我们丝毫不否认书写和以后的印刷出版给予人类的新的巨大力量；我们也不否认书写（首先是印刷的书籍）对教育的价值。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革命也有其不利的影响，不管仪式与禁忌在现行的口语教育中占什么地位，它里面包括着对人和物的直接接触。后来书本代替了这些直接传递知识的方法，使人养成了一种偏见，认为书面文字（及其口头背诵）是一切称得上知识的知识的表示，它比那些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经验要优越得多。”（华东师大比较教育研究所译，教育科学出版社96版，p28/29）
2.“但是书面表达比口头表达容易陷于抽象的危险。通过印刷文字去理解世界，容易遗漏它的具体内容而变成一套观念和符号。我们深知‘书本’知识所造成的危害，这种文化养成一种通过印刷的书本和报纸来理解世界的习惯，并造成了现实与其说明之间难于连接的鸿沟。”（华东师大比较教育研究所译，教育科学出版社96版，p90）

这两段文字是关于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问题。谁都清楚书本对于教育的巨大意义。书本是文化的载体，教育要借助这个载体才能实施；没有这个载体，教育的实施就会大受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教育必须要紧紧围绕着书本转，不紧紧围绕着书本转的教育就没有办法实施。其实，学过西方教育史的人可能都知道，西方先哲苏格拉底的“产婆术”主要是在街上进行的，针对的是民众提出的现实生活问题而不是书本问题。

我们都知道书本知识的好处：它全面系统地记载了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我的成果；学生通过书本知识就能快速地掌握这些成果。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书本知识“容易遗漏它的具体内容而变成一套观念和符号”，换言之，它是以理论的形态出现，而且高度地抽象化。这样，它与活生生的形象直观的生活就完全不同。“我们深知‘书本’知识所造成的危害，这种文化养成一种通过印刷的书本和报纸来理解世界的习惯，并造成了现实与其说明之间难于连接的鸿沟。”这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紧紧围绕着书本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一群“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人，是一群“高分低能”的书呆子。他们既发现不了现实生活问题，也解决不了现实生活问题，因为他们还没有与现实生活接触，自然缺乏对现实生活应有的好奇心、敏感性和洞察力，他们还没有到现实生活中去实践，自然缺乏动手操作的熟练技能。这样，他们顶多是一群“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因此，纯粹的书本式教育可以休矣！真正的学校教育不应该如此，它既要关注书本内容，也要关注生活内容；既要重视书面能力，也要重视实践能力。两者必须同时兼顾，取得平衡。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学校教育必须要打通与社会生活联系的通道。这正是世界杰出教育家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观点的原因所在。

然而，我国几乎所有学校教育都是学生整天坐在教室里听教师讲课或做题目，即便假期也不例外。这种学校教育是完全脱离社会生活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哀，但还不是最巨大的悲哀。这种教育看起来是书本教育，其实又并不是真正的书本教育。因为它是围绕着书本里的题目展开的，而且是用传授和训练的方式来组织课堂的。学生只要认真听课，认真做题目就行了，至于他们有没有读过书，读过多少书，都无关紧要（所以，学生普遍不喜欢读书，也不会读书了）；这与国际上主流的书本教育完全不同：国际上主流的书本教育是以大量读书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学生要进行自主探究，合作讨论，活动实践等（所以，学生普遍喜欢读书、喜欢研究、喜欢实践）。由此可见，国际上主流的书本教育与生活实践教育是高度结合的。他们打通书本教育与生活实践的通道主要有三条：1.课本与课程。课本只是课程的一种主要资源，而不是唯一资源。教学也不是讲课本，而是利用课程资源完成课程标准规定的任务。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学校里有些课程，只有课程标准，没有课本。这就要求教师根据课程标准，结合当地的社会生活，独立开发课程资源，组织课堂教学。对于提供课本和其他课程资源的课程，为了避免教师照本宣科，他们要求教师结合学校周边的实际情况，对教材内容进行增加、补充和置换，用一种开放的态度，让教材与现实生活保持联系，毕竟“教材无非就是一个例子”，毕竟“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2.课题。他们要求学生在全面学习各门学科的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要对少数学科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的问题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学生要完成课题就要到现实生活中去观察、采访、调查、实践等。3.做义工与打工。学校要求学生经常到社区去做义工，努力服务社会。还要求学生外出打工，积累工作经验。时间不仅仅是在假期，还有平时。这是课程的一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内容，目的是让他们尽早融入社会。这样的学生就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