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读书法（三）

45、叶辛：我行我素法 。●

　　“我行我素”这个词儿，用以形容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时，通常是带有一点贬义色彩的。但是，我们对待读书却不妨来一点“我行我素”。作家叶辛的读书生活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他说：“青少年时期，我在读书时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拿起一本世人叫好、名声甚大的书来，左看右看、耐着性子看，怎么也读不下去，我硬着头皮往下读，即使如此，仍然读不下去，我很苦恼。遇着的次数多了，我干脆把这样的书往边上放一放，读一点自己喜欢的书。久而久之，我琢磨出了些道道，在我喜欢的爱不释手的书籍里面，总有什么东西叩动着我的心扉，感染着我。那是什么东西这样有吸引力呢？这时我便采取精读的方法，在一卷书读完之后，翻过来再读一遍。由于已经知道了人物和故事情节，读第二遍的时候，我已不像初读时那样急着往下看，而是细嚼慢咽，细细地品味书中内容和语言的魅力，看作者如何塑造人物、谋篇布局。如若觉得第二遍仍不过瘾，仍不解其味，我便再读第三遍。这样阅读多了，我开始意识到，哦！原来书中有很合我胃口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形成的格调恰恰适合我的个性、气质、爱好。不知不觉地，书中的营养就在感染我的同时为我吸收了。”

　　请注意，叶辛特别强调要根据自己的个性、气质、爱好来选择书籍，也就是说，我根据我自己的特点，爱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至于别人怎么说我，不管。这样读书，从阅读心理上来讲是科学的，读书效果也是好的。

　　所以叶辛把它作为经验之谈介绍给中学生伙伴们，并嘱咐说：“应根据自己的个性、气质、爱好去选择书籍，这对你尤其是对试图走上文学之路的青年朋友是有好处的。”

　　46、杨贤江：口演笔述法 。●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同志，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他写过许多有关青年修养与青年教育的文章。他对青少年的读书问题也极为关心，曾在《学生》杂志上发表过《论读书方法》〔一〕〔二〕〔三〕〔四〕四篇文章，介绍了自己的和有关学者的许多好的读书方法。

　　在《论读书方法》〔四〕中，他曾写道：“读书之后，宜口演笔述则所得更多。因吾人读书，虽似已明意义，而往往尚未实在贴切，必向人述说所读者，而后所通晓者方不致模糊，亦不能错乱。”

　　这里说的是为什么读书要“口演笔述”，因为我们读过书之后，往往总是觉得已弄清了书中的内容，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这就需要向别人讲一讲自己所读的书，通过一讲，对书中内容的印象也就清晰了、深刻了。

　　杨贤江还介绍了怎样口演笔述的方法，他说：“其法可立一读书社，一社以七人至十二人为度，每星期一次会集，各人先约定读书一种，聚会期，则请一二人陈说：所读书之内容大概，长短所在，并及著书者之生平，成书之略史。以次轮流，周而复始。”

　　几个同学好友定期在一起谈谈自己读书的情况，的确是个好办法。那么有人说，我一个人独住在一个地方，没有与朋友交流读书心得的条件，怎么办呢？

　　也有办法的，杨贤江接着说：“至如乡居僻处之士，独学无友，可以笔录之法代之。即每阅一书既竟，则述其大旨与长短，作为序或跋一首，录之于册。有所评论，不妨随意记之，以为后日比较自己学识进退之证。古人所著读书记，皆是此例。”

　　独学无友的人，读完一本书后，就随手写点读书笔记，可以写书的内容提要，也可以写读后的心得体会，还可以写批评的意见，写什么都行，长短也不论。这样一“笔述”，不但对掌握书的内容有益，而且一旦写得多了，说不定还能像前人那样，出版一本“读书笔记”之类的著作呢！

　　47、邹韬奋：层次法 。●

　　略通一点中国新闻史的人，都会知道“邹韬奋”这个名字。邹韬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而且也是著名的出版家和政论家。他那敏捷的文思，渊博的知识，与他善于读书是分不开的。

　　他在谈到自己的读书经验时说：“特别为自己所喜欢的，便在题目上做个记号，再看第二次，尤其喜欢的，再看第三次，最喜欢的，一遇着偷闲的时候就常常看。”

　　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读书方法。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形：面对一大堆要读的书籍，而不知怎样读才能收获大？那么请不用犯愁，你可以仿效邹韬奋的办法，分层次阅读。

　　第一个层次是泛读，像鲁迅那样拿起书来随便翻翻，注意浏览，通过浏览发现有必要重读的书或某些章节。

　　第二个层次是略读，将泛读时选出来的书，粗略地读一遍，通过略读发现有必要反复研读的书或某些章节。

　　第三个层次是精读，将略读时选出来的书或章节，细细地咀嚼品味，吸收书中的营养。

　　这样分层次读书，一层一层地筛选，就可以保证所读的书既博又精，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且保证了科学地运用读书的时间和精力，一般的书花的时间和精力少，精华的书花的时间和精力多，轻重有别，详略有致。比对所有的书都平均使用力量，盲目地瞎读一气，效果自然要好得多。

　　48、艾思奇：闹中求静法 。●

　　谁都希望有一个安静幽雅的读书环境，然而，这种环境条件是不容易得到的，实际上，我们常常必须在喧闹嘈杂的情况下工作、学习。这就要求我们练就一套闹中求静的本领。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有一手“绝招”。他在《读书生活》杂志社工作时，工作负担非常重。家里人怕他累坏了，就借来一架留声机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希望他能在美妙悦耳的乐曲声中松弛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却不料尽管音乐声再大，他压根儿就听不见，仍然埋头工作，就像沉睡在梦境不能醒来一样。

　　这种闹中求静的本事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这种本事，无论在多闹的情况下都能静下心来读书、工作，这就能比别人赢得更多的时间，终生受益。闹中求静，实际上是意志力的体现，意志是靠磨练出来的。

　　艾思奇从小就注意这方面的锻炼。他在昆明市一中上学时，就常常故意到乱哄哄的街市边上或操场上去读书。后来他到日本求学，课余时间，别的同学都在聊大天或是唱歌跳舞，好不热闹，而他却一个人坐在墙角，埋头看他的书，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似的。有个同学怀疑他是否真的能够读进去，就一把抢过了他的书，问道：“刚才读的是第几页？什么内容？”艾思奇竟能对答如流，回答得既准确又具体。

　　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也是这样锻炼自己的，他常常天刚蒙蒙亮，就拿着一本书到菜市场旁边去读，任凭那卖菜的吆喝声和讨价还价的争吵声多么刺耳，他都坚持集中注意力读书。正因为有这方面的锻炼，所以他后来能在行军打仗的动乱的情况下看书、工作，能够在马背上写出绝妙的好诗来。如果哪位同学还不具备闹中求静的本领，那就趁自己年少时抓紧练吧！

　　49、冯定：广专结合法 。●

　　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定先生是一位青年修养问题的专家，他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等名著曾在青年中产生过巨大反响。他在另一部书《人生漫谈》中专门辟了一章来谈学习问题。他主张青年人读书“必须分为两个方面，就是广和专，两者相结合，‘有阵地前进’，才既能巩固战果，又能扩大战果。”

　　他认为：“广就是使自己具有的常识，能够不断提高和充实，但只求知其大概，而不必样样都专，件件都通，因为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专，最好和自己的业务结合起来进行，从系统地占有材料入手，并使理论和实践经常密切结合起来，效果自然更好。”

　　冯先生还告诫青年人，要真正做到“术业有专攻”是很不容易的，他说：

　　“专，必须刻苦钻研，不费一定的脑力，不花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艺术大师梅兰芳之受人爱戴和尊敬，既有政治上的因素，更有艺术上的因素。政治上，他由爱国主义者进而成为社会主义者；在艺术上，他对于每一句唱词、每一段做工、每一种表情、每一个手势，都是细经琢磨，详加探讨，终生苦心孤诣，无时或懈。从事文学艺术的人是这样，从事科学技术的人也是这样，从事社会活动、社会工作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

　　　无产阶级的导师，如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其学问都是广得惊人而又专得惊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书，都是先总结了许许多多的经验和搜集了许许多多的资料才动手的。列宁仅在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时，就曾先阅读了几百部书和几百篇文章，并且做了读书‘笔记’。毛泽东同志是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然而历史、文艺等等方面知识的广博，也是使人敬仰不已的。

　　　总之，不论是在什么方面，不论是在什么部门，谁要是希望有所成就，除了专心致志，付出辛勤的劳动之外，是没有任何捷径的。”

　　50、顾颉刚：质疑法 。●

　　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27年2月为厦门青年作过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怎样读书》。他在演讲中说：

　　“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识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管我们的思想。所以读书的时候，要随处生疑。换句话说，就是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敢于批评，就可以分出它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或者写在笔记簿上。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想起什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这样的不怕动手，肯写肯翻，便可培养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对于一门学问自然就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

　　读书要敢于质疑、善于质疑，这是顾先生的一贯主张。他在另外的场合还说过：“我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受他人的管束。质疑就是要提出问题，大胆地怀疑书上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不管你是名人也好，名著也好，我都敢于以批评的眼光去读。”

　　古人说过：“学则须疑”，“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些话将质疑法的重要性说得很透彻。如果书上说什么就信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全盘接受，就会把书上一些错误的观点和材料当成正确的东西吸收，戕害自己不算，还可能谬种流传，贻误后代。再说，读书尽信书，思想就被书本束缚住了，创造力也就被扼杀了，那还怎样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超过前人呢？

　　顾颉刚说，读书须疑，就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只要有了判断力，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

　　51、范文澜：天圆地方法 。●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一生是勤谨治学的一生，他积累了许多读书和做学问的宝贵经验，为我们留下了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范文澜一贯主张读书治学要做到“天圆地方”。所谓“天圆”，就是要有灵活的头脑，勤于思索。他常常引用孔子的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提倡独立思考，要求学与思统一，反对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读书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领会分析书中内容的精神实质，而不能死记硬背个别词句或个别原理。

　　所谓“地方”，就是要能坐得下来，埋头苦干，潜心于读书和科研工作。他曾说过：读书做学问要强调一个“坚”字，“坚就是对做学问有坚定的信心，坚持的耐心，坚强的毅力。方针决定以后，认真做下去，要有不知志之将至的精神。”

　　他不仅这样提倡，而且身体力行。1940年，他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开始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此后30年中，无论国家和社会经历了多大的变化，不管自己经历了多少顺境和逆境，他都矢志不渝地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埋头编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一直奋斗到最后一息。

　　范文澜认为，“天圆”和“地方”是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必备的两个条件，倘若缺乏这两个条件，将“天圆”和“地方”倒过来，变成了“天方地圆”——既不会思索，又不认真读书、做事，那就将一事无成了。

　　52、冯友兰：四字法 。●

　　著名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读书方法，归纳起来是四个字：精、解、知、明。

　　精，即“精其选”。读书须有选择，否则在茫茫书海中会迷失方向。可以把书分为要精读的书、可以泛读的书、只供翻阅的书三大类。究竟哪些书值得精读？这要根据自己的专业来选定。一旦选定的书，就要认真地、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解，即“解其言”。读书，尤其是读古书，首先必须弄懂它的文字，因为文字是书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古今之别。中国的古书是用古文写的，不同时代的古文又各有差别。如果不攻破这道语言文字关，就看不见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光站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怎么行呢？

　　知，即“知其意”。读书不能只注意字面上的意思，死读书，而必须注意字里行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

　　明，即“明其理”。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为前人的意所误。只有做到这个程度，才算是把书读活了。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因为意只是写书人主观的认识，而不一定完全符合客观真理，所以读书时要注意用客观真理的标准来检验。

　　53、杨公骥：扫清外围法 。●

　　史学教授杨公骥说：“学习研究犹如攻坚：攻坚城必须扫清外围，因为坚城与外围乃一整体，后者不破，前者难拔。学某一学科也必须兼通相邻学科，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孤立发展、独立存在的，都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杨教授是怎样扫清外围的呢？这里列举他读书的一个例子：他年轻时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问题，阅读了很多论著，但是越看越觉得如堕五里雾中。于是，他就开始清扫“外围”了，找了《金甲文》、《殷墟报告书》、《古代社会》以及考古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的书来读，由于丰富了相邻学科的知识，触类旁通，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这种先扫外围再攻城的方法，是符合阅读规律的。历史上有不少“清君侧”的故事，为了打倒皇帝，必须先将皇帝周围的心腹大臣除掉。“清君侧”与“扫外围”都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学科的相邻学科也与“君侧”和“外围”差不多，“君侧”与“君主”、“外围”与“坚城”、相邻学科与本学科，都是有其内在联系的，由此及彼，彼通此通。倘若不明了这个道理，不扫除“外围”，只知埋头“攻城”，读书效果是不会好的。

　　54、吕振羽：约、博、精法 。●

　　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在谈到如何读历史书籍时说：“学习历史，依据我个人片面的、粗浅的经验，可以分作‘约’、‘博’、‘精’三步走。”

　　所谓“约”，就是要打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与历史知识的基础，选读有关经典著作和历史著作。在经典著作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等，都应该作为基本读物。在中国历史著作方面，可以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第一分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吴玉章的《辛亥革命》等。在读的时候，不妨由粗读到精读，必须把它读懂；对其中疑难的地方，随时参阅别的书籍，校对原始材料。通过学习，掌握历史的基础知识和别人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钻研打下基础。关于史料方面，可以读《纲鉴易知录》，历代历史演义或舒屋山人著《二十六史演义》，进一步可以读《史记》，《资治通鉴》等。

　　所谓“博”，就是扩大知识领域和眼界，不只是要博览经典著作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著作，而且要博览现代、近代、古代各家的历史著作和史论，博览有关原始资料性的主要书籍和文献，还要阅读其他学科同历史有关的重要著作。这些书怎样读呢？那就应该“博”中有“约”，或浏览，或翻阅一遍，知其大概；同时要由“段”而“全”，即由断代史到全部通史；由“博”而“通”，即选读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专史，再到通史，然后加以分类排比，加以贯穿。

　　所谓“精”，就是要选择一门〔或专史或断代史〕，深入钻研，求得精通，集中各方面有关的书籍和资料，博览、细读、深钻，斟酌诸家之言，互相印证、校勘，材料期于精当，论点区分正误，重现历史面貌，洞察内在联系，等等。

　　吕先生的“约、博、精”读书法，虽然指的是学习历史，但对于我们阅读其他学科的书籍，也是很有启发的。

　　55、施蛰存：理智法 。●

　　青少年朋友大多爱读书，有的人整天抱着大部头的小说，手不释卷，如痴如醉。他们这样读书，书虽然读了不少，可收效却并不一定大，这是什么原因呢？

　　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著名教授施蛰存先生在谈到自己的读书经验时，对这种现象作了精辟的分析。

　　他说青少年时期〔即从十四五岁到二十岁这一段时间〕，是“用感情去读书”的。“从童话看到中外古今新旧小说，每读一本书，都和书中人物融合为一，仿佛自己就是济颠僧、武松、李逵、黄天霸、贾宝玉或堂·吉诃德。”

　　而到了二十岁以后，他就开始注意“用理智去读书”了。“《水浒传》看了第二遍、第三遍，书中人物再也不能和我合二而为一。我注意的是作者描写潘金莲和潘巧云的方法有何异同，七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孰优孰劣，金圣叹的评语可信不可信。用这副眼光去看小说，即使说当时也有可乐之处，毕竟不是青少年时期那种乐趣了。”

　　从“用感情读书”到“用理智读书”，这是一个质的飞跃的过程。施蛰存先生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好比吃菜，青少年时期是为了追求美味，中年以后就要注意到营养价值。”倘若单纯为了“美味”——消遣或追求情节刺激去读书，就会不自觉地被书本牵着鼻子走，收效甚微；而有目的地为汲取书中的“营养”去读书，就会自觉地以审视的目光对书本进行分析，注意吸收书中好的内容、新的知识、写作技巧、优美语句，收获自然就大。

　　青少年朋友应该尽早完成从“用感情读书”到“用理智读书”的飞跃，辩证地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施先生下面这一段话，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一个人，能不能经常读书，有志于不断提高文化水平、不断扩大知识面，完全决定于中学阶段。我虔诚的奉告中学语文教师，要做好对中学生课外阅读的指导工作。中学生应该读些什么书，不必太严的限制，主要是必须善于培养他们爱读书的习惯。一个高中毕业生，除了教本之外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希望的。而一辈子光读小说的人，同样是没有希望的。”

　　56、王力：由博返约法 。●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有一次对他的研究生说：“对于由博返约，现在大家不很注意，所以要讲一讲。”

　　什么叫做“由博返约”呢？王力作了解释：就是“从博到专”。所谓由博返约，也就是说，读书时要注意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不能只“专”不“博”，而应该先“博”后“专”。

　　为什么要由博返约呢？王力是这样回答的：“我们研究一门学问，不能说限定在那一门学问里的书我才念，别的书我不念。你如果不读别的书，只限于你搞的那一门的书里边，这是很不足取的，一定念不好，因为你的知识面太窄了，碰到别的问题你就不懂了。过去有个坏习惯，研究生只是选个题目，这题目也相当尖，但只写论文了，别的书都没念，将来做学问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将来做老师，那就更不好了。”

　　王力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将由博返约的重要性阐述得清清楚楚。接着，他又告诉学生们应该怎样由博返约。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作为汉语史的研究生除了关于汉语史的一些书要读，还有很多别的书也要读，首先是历史，其次是文学，多啦。”

　　由博返约读书法，虽然是王力先生对研究生提出的要求，但对我们中学生也同样是很有启发的。

　　57、钱钟书：求证法 。●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治学极为严谨，他读书不肯放过一个疑点，非得要多方考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这里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钱先生这种实事求是的读书精神。

　　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批评毛奇龄错评了苏轼的诗句。苏轼诗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毛奇龄评道：“定该鸭先知，难道鹅不知道吗？”袁枚很生气，认为照毛奇龄的看法，那《诗经》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也是错误的，难道只有雎鸠，没有斑鸠吗？

　　袁枚和毛奇龄的这一场笔墨官司，谁是谁非，一般人看看也就过去了，但钱先生不然。他去找出《西河诗话》卷五本来，要看看毛奇龄原话到底是怎么说的。毛奇龄的原意是：苏轼诗是摹仿唐诗“花间觅路鸟先知”句，但摹仿得拙劣。人在寻路，鸟熟悉花间的路，所以鸟比人先知。而水中的动物都能感觉出冷暖，苏诗说只有鸭先知，就不对了。

　　那么苏轼的诗句的确是错了吗？钱先生并不罢休。他又找来苏轼的原诗《题惠崇春江晚景图》：“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原来苏轼是题一幅画，画面上有竹子、桃花又有春江，江里还有鸭子，所以写“鸭先知”。看来苏轼并没有错，还是毛奇龄错了。

　　为了进一步将问题搞清楚，钱先生又查出了唐人张渭的原作《春园家宴》：“竹里行厨人不见，花间觅路鸟先知。”人在花园里寻路，不如鸟对路那么熟悉，这是写实。而苏诗说鸭先知水暖，是写意，意在赞美春光，这是对画面意境的升华，是诗人诗心的独特感受。应该说，苏诗“鸭先知”比张诗“鸟先知”更高明。

　　最后，钱先生又引用了王蹠运《湘绮楼日记》〔卷二六〕中称赞苏诗是“上上绝句”的话，作为佐证，才下结论，认为毛奇龄是错误的：“会讲理学的，讲诗往往别具心肠，卑鄙可笑，不懂得东坡苦心。”

　　58、朱光潜：读写结合法 。●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年轻时曾留学英、法，学过文理科不少专业的功课，他尤为喜欢文学、心理学和哲学三科。他读书是很勤奋、很认真的，总是一边读一边写读书笔记。随着学识的不断增多，他就不光是写读书笔记，而是边读书边写起论文和著作来了。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写出了《文艺心理学》、《美学》、《悲剧心理学》等多种专著。

　　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朱先生后来在向青年学生介绍读书方法时，总是提倡边读书边写作。他说：“做学问光读不写，不行。要写就要读得认真一点，要把所读的在自己头脑里整理一番，思索一番，就会懂得较透一些，使作者的思想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精神营养。”

　　边读边写，能促进读书。倘若一般性地读读，往往如过眼烟云，理解不深，记忆也不牢。将读书和写书结合起来，就促使自己读书时深入思考，并进行分析综合，把握住书的内容，并将其中的精华部分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血肉。这样一来，书就读进去了。

　　当然，这是指精读而言，对于重要的、有价值的书要这样读。对于一般的书，随便翻翻，浏览浏览也就可以了。不是读什么书都要边读边写书的，也不是读什么书都能边读边写书的。再说，边读边写，也并不是要求非得一定写书；写点心得体会，写点读后感，记录点书中的内容提要，摘抄点名言警语，都是好的。

　　59、高亨：一通百通法 。●

　　著名学者高亨先生早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就学时，曾选定《韩非子》一书作为主攻的对象，悉心钻研。他的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正》，就是这次阅读、研究的成果。这篇论文受到了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学者的赞扬。

　　读通了《韩非子》之后，高亨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研读了许多周秦的其他重要古籍。《韩非子》一书成了他研究周秦典籍的起点，从这本书出发，他读通了其他一系列的书，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

　　高亨先生后来在总结自己的读书经验时说：“一经通，百经毕。”意思是说，认认真真地读通了一本书，其他许多书也就触类旁通了，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一通百通”。

　　“一通百通”的前提条件是“一通”，通要真通，而不能似通非通。有的书看起来似乎“通”了，但未必真通。真正按高先生“读通”的要求来衡量，就会发现自己对书的某些字句根本没有确切的理解；对于书里的许多难点、疑点，原来也没有认真去思索；甚至连书的主要内容都归纳不起来。所以，对“一通”要下真功夫。“一通”是走向一条治学之路的第一步，只要“一通”真“通”了，才有可能“百通”。

　　高先生的“一经通，百经毕”，当然是做大学问的经验之谈。我们即使暂时不准备做大学问，在平时读书中，也不妨经常以一个“通”字反省自问，督促自己踏踏实实地认认真真地读书。

　　60、钟敬文：开放法 。●

　　“在买书和阅读上我是主张开放主义的。”这是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钟敬文先生对读书的见解。

　　他认为，读书博览与精读的辩证关系，古代的学者已经早见到了。长期以来，他虽然有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但在购书和阅读上一直主张开放一些，不必过于拘泥。他说：

　　“见识面太狭，即使专业学识比较深湛，也是有缺陷的，因为知识领域虽然可能〔也必须〕相对区分，但是它们中间往往都是相通的。知识面太窄，就处处隔绝了。古人所讥笑‘孤陋寡闻’，原因就在这里吧。

　　　跟博览相连，我也主张精读。西洋有句名言，大意是留神那熟读一本书的人。我们知道世上的确有些大学者、大作家，他们是从一两部名著里获得无穷益处的。据说清末民初古文家〔也是个有名翻译家〕林纾，他晚年书桌上只放着一部《史记》。我们不能说，林先生生平只读过这部古史籍，也不能说他晚年古文的好处只得力于太史公书。但是太史公书，对林文的谋篇、布局和措辞等，曾给予不小影响，大概无疑的。有一部书是从青年时一直到现在仍放在我的床头书案上〔现在手边的两个本子，是第三四回新购的了〕，那就是王渔洋选的《唐人万首绝句选》。我现在偶然把它吟咏一两页，仍觉得有所会心。另外一部，是普列汉诺夫的《无地址的信》。这本书，在过去四五十年里，我反复读过许多次。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它是教我懂得生物论、艺术论的启蒙老师。到今天它还不失为我学术上的益友。”

　　钟先生的“开放”读书法，实际上就是说，读书也要思想解放一些，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要，该博的就博，该精的就精，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来读，只要对自己有帮助就行。钟先生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将博与精的辩证关系和利弊得失讲得很清楚，这对后辈读书者是会有深深的启迪的。

　　61、郭豫适：无定法 。●

　　著名红学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郭豫适教授，在论及读书方法时，提出一个非常独到的观点：“读书无定法”。

　　他说：“读书以何种方法为好？是博览还是专研？是细读还是粗读？是有目的有计划地阅读好，还是兴之所至自由地阅读好？是带着一定任务读书好，还是不带任务读书好？是‘苦读’——咬文嚼字、寻根究底地读好，还是‘乐读’——轻松愉快、赏心悦目地读好？如此等等。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觉得读书和作文一样，各人情况不同，具体方法有异，各人成功的经验和体会也不全一样。”

　　郭教授自己的体会就是：读书无定法。他认为，很难说某一种方法最好。要说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各种办法兼容并包，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采用。

　　郭教授主张对各种读书方法要进行辩证的、具体的分析，比如说：“博览有博览的优点，专门研读有专门研读的好处。带着任务读书，其好处是目的性强；不带任务读书，其好处是兴趣自由。细读、‘苦读’，好处是深入钻研，细心体会，缺点是太花时间精力，而且有时颇为辛苦；粗读、‘乐读’，好处是省时省力，覆盖面广，缺点是浮光掠影，不求甚解。”

　　既然各种读书方法都有利有弊，那么究竟采用何种方法读书呢？郭教授以为，这要“从实际出发，阅读方法取决于阅读目的和阅读条件。就前者说，可以是为了完成某一任务，可以是为了一般地增加知识，自然也可以是为了业余消闲，从书里得到某种安慰或精神享受。就后者说，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各人所处时、地不同，条件各异。不过，读书即使有千种不同、百般殊异，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两种：研究式的阅读和非研究式的阅读。每个有阅读能力的人，我以为这二者均有需要。”

　　郭教授还进一步指出：研究式的阅读和非研究式的阅读这两者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能互为转化的。比如你本来是为研究而读书，开头无甚兴趣，可是随着阅读、研究的进展，兴味可能越来越浓；或者你原来只是出于兴趣读书，可是读着读着，也许就会酝酿出一个有意思的研究题目来，这时候，研究式和非研究式，兴趣式和非兴趣式两种阅读便结合在一起了。

　　62、金开诚：蜘蛛结网法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金开诚说：“蜘蛛之所以能随时捕获小虫，就因为它那个网是联系的、结构得很好的。假如蜘蛛东吐一丝，西挂一缕，那么它到处爬动也不会有什么收获。所以在学习上要做一个有心人，要善于触类旁通，以至融会贯通。”

　　这是金开诚的读书方法，可以名之曰“蜘蛛结网法”。金开诚就是依靠这种读书法取得治学上的成功的。据知情者介绍：金开诚在北大任教20多年中，讲过许多种课程，先是研究现代文学，后又转向古典文学，继而又换到新闻专业，再后又换成古代文献专业，所研究的对象和所读的书都很杂。

　　杂，自然是学习的不利条件，但金开诚却有对付“杂”的办法。他边读书边“结网”，将各种繁杂的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以某个课题为一个时期的中心，围绕中心放射出几根主干式的纬线，再把各种各样的知识围绕着中心在纬线上联结起来，使本来杂乱的知识挂在“网”上，形成一个独特的知识结构。

　　具体说来，就是把“文艺心理学”作为一个时期的中心，将各种各样的知识环绕着这一中心联结起来。这样，不管是读书、阅报，还是看电影、电视，都能够找到为这个中心服务的东西。天长日久，金开诚的那张知识的“网”围绕着中心越结越大，渐渐地就成为一个科学的知识结构。所以，他在“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他开设的这门课受到广泛的好评，他的《文艺心理学论稿》一书成为畅销书。

　　金开诚的经验告诉我们：读书杂一点没有关系，只要善于结“网”，那么所学的知识就会杂而不散，杂而不乱；网结得好，杂乱就会发展成为渊博。

　　63、章培恒：花海酿蜜法 。●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是我国近年来崛起的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学史专家。他的专著《洪升年谱》被列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优秀书目。

　　1979年，他作为日本向我国聘请的第一个汉文学家，到神户大学授课，获得日本同行的好评，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章培恒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读书得法。他的“花海酿蜜”式的读书方法，为世人所称道。所谓“花海酿蜜”读书法，就是在确定一个研究专题之后，广泛收集、阅读与此专题有关的书籍和资料，犹如蜜蜂采集花粉一般，采来之后，经过加工，将花粉酿成蜂蜜，从而形成自己独创性的见解。他撰写《洪升年谱》的过程，就是典型的例子。

　　章培恒年轻时对清代戏曲家洪升产生了兴趣，但是关于洪升生平事迹的资料却极少。为了能正确、中肯地评价他的代表作《长生殿》，章培恒决心把洪升作为研究对象，搞清他的生平年月、生平经历、创作思想等情况，编写出一部《洪升年谱》，以填补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确定了研究目标之后，章培恒便奔忙于“花海”之中了。他首先到洪升生活过的杭州翻阅有关资料，掌握了一批洪升的佚著、佚文等新资料。接着，他就着手研究洪升的作品。洪升有三本诗集，其中《稗畦集》的一部抄本和《稗畦续集》的刻本在南京图书馆，他就赶往南京去查阅、摘抄；另一本洪升早期作品《啸月楼集》，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为天下孤本，他听说中国科学院文研所有这本书的全部照片，就千里迢迢，自费赶赴北京借阅……

　　就这样，章培恒翻阅了四百多种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从中收集了大量有关洪升的各种史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加工酿造”，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洪升年谱》的初稿终于完成了。

　　64、牟世金：如临大敌法 。●

　　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牟世金是研究古代文论的专家。他在短短的五、六年中，出版了多种专著，并在国内外发表论文七十余篇，共计一百三十多万字。他的《雕龙集》一书被评为山东省1981-1983年度文学研究方面唯一的一等奖。他的论著多次被香港翻印出版。1985年7月，日本出版的《中国文学语学论集》将牟世金的论文《刘勰原道论的实质和意义》放在同类文章的首篇。牟世金教授的论著涉及经史子集、诸子百家，知识广博，足见他是一位博览群书者。

　　他的读书方法很奇特，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我近年读书，已成怪癖，打开书本，就如临大敌。”所谓“如临大敌”，实际上就是多思善疑，读书时勤于思考，敢于提出疑问，而不是书上讲什么就信什么。

　　他读书时总是边读边在书上画着红蓝两色的线条，那蓝线便是表示有疑问的地方。即使是像《辞源》这样比较好的工具书，他也要“如临大敌”一番，发现其中的某些错误。有关《文心雕龙》注释的著作，向来是以范文澜本为权威的，但牟世金既尊重它，又不轻信它，从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出发，对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给予纠正。比如，《史传》篇中有一句话说：“宣后乱秦，吕后危汉”，范文澜引用《史记·匈奴利传》中的话，将“乱”解释为“淫乱”。牟世金仔细研究原文，认为“宣后乱秦”与“吕后危汉”性质相同，都是属于政治问题，与淫乱毫不相干，于是引用《史记·穰候列传》和《范雎列传》中的史实，正确地解释了“宣后乱秦”的意思。

　　需要说明的是，牟世金“以书为敌”，并不是怀疑一切，目空一切，而是要使“敌”转化为“师”，从中受益。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时倘若人云亦云，被书本牵着鼻子转，就不仅有可能上当，而且不能将书本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见解，毫无建树，充其量不过是个活“书橱”而已。读书多思善疑，不仅可以发现很多书中的谬误，而且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独到见解也就在“疑”中形成了。

　　“如临大敌”般地读书，速度自然很慢，并且是很费力的，需要有耐心和毅力。这样读书，读一次会有一次的收获和提高，即使有时看起来似乎白费了力气，但实际上也都有看不见的功效。

　　65、王通讯：人-资系统法。●

　　中年学者王通讯是一位研究人才问题的专家，他通晓人才成长的规律，深知读书与成才的关系。因此，他主张读书应该有目的，目的就是学有所成。为了能够学有所成，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人与资料有机结合的信息系统，简称“人-资系统”。而读书过程，也就是建立“人-资系统”的过程。

　　王通讯说，人资系统应该由三个分系统组成：一是图书系统，二是卡片系统，三是大脑系统。

　　那么怎样来建立这三个分系统呢？

　　图书系统：新书买来后，先初略地浏览一下，知其大概内容，然后按分类排列放在书架上。对于这些书的内容不必全部记住，只要知道个“门牌号码”，到要用的时候能很快地找到就行了。

　　卡片系统：阅读书报时，将与自己学习或研究目标相关联的资料摘录下来，这些资料是浓缩的，也是最有价值的。

　　大脑系统：平时大脑不用去死记硬背那些书上和卡片上的东西，而是要保持思考状态，经常分析组合，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发掘问题。

　　图书和卡片是“死系统”，而大脑则是“活系统”，只有将这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形成一个科学的“人-资系统”。

　　王通讯还强调，建立“人-资系统”必须处理好两个关系：

　　第一是“死系统”和“活系统”的关系，应以“活”为主，“死”为辅，要把较大的精力与时间花在“活”上，以“活”统帅、带动“死”。“活”与“死”要相互配合，密切联系。忽视“活”的人，会导致知识贫乏、思维迟钝；忽视“死”的人，会导致记忆负担沉重，或积累太少。

　　第二是卡片与图书的关系，一般已有藏书记载的内容，不再用卡片记录〔个别内容重要者除外〕。图书应该是大脑与卡片的补充，“卡片集其精，图书求其详”，“以卡片排列贯其精髓脉络，以书籍配合添其绿叶新花。”

　　66、林帆：借光法 。●

　　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林帆，不仅是一位新闻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杂文家。杂文家自有杂文家的风格，就连谈起读书做学问来也是那么幽默风趣。

　　他说，春节期间孩子从乡下带来一只活鸡，吃掉鸡肉还剩下一锅汤。第二天就拿点大白菜掺在里面一锅煮，竟是一个可口的小菜，于是戏称之为“借光”。后来将此事告诉一位当厨师的邻居，他却说这是烹调法门，叫“底子”；还说没有一锅好“上汤”，有时烧出来的小菜会减色。

　　这一锅鸡汤熬白菜给了林帆不少启发，使他联想到了读书治学。他说：

　　“这倒是给我开了窍。不管叫‘底子’也好，叫‘借光’也罢，反正这里面是有联系的。于是我就联想到读书做学问的道理，学和识是分不开的。所谓学问的根基，就是荟集了精华的‘底子’；联系实际，有所见识，触类旁通，就可以比喻为‘借光’吧。有了底子不会活用，到头来还是死学问，或者说不过是一锅上汤；而碰到问题不能联系实际加以解决，好比炖大白菜不会借现成上汤的光，仍然是一锅大白菜。有学而无识，囿于一隅；有识而无学，失之浅窄。”

　　林帆对学和识的辩证关系讲得很透彻，既要博学，又要多识。读书是积累知识“底子”的重要手段之一，但绝不能读死书。有了雄厚的“底子”，又善于“借光”——富于联想，举一反三，具有见识，读书治学的效果必定会好，在学业上必然会有所创造，有所建树。

　　67、奚椿年：取其所长法 。●

　　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奚椿年同志是一位专门研究读书、学习问题的专家，他著有《读书杂谈》、《学海探珠》等多种论及读书方法的著作，在青少年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取其所长”是奚椿年关于读书的一个见解。他是这样说的：

　　“当你走进市场，确定了要买某种商品以后，总是要作一番挑拣的，把同一商品中最好的买到手；那些孬货呢，你是不会去‘青睐’它们的。

　　　读书，应像买东西一样，也要挑拣，而且不只是读什么书要挑拣，就是每一本的内容，哪些是可取的，哪些是不可取或不必取的，同样要挑拣一番，这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叫‘取其所长’。”

　　为什么要取其所长？这是因为每一本书都是既有长处，又有不足的地方的，所以读书时必须取其所长，善于吸收书的精华。

　　奚椿年认为，好书的长处很多，或是思想深刻，或是论证问题正确，或是逻辑严密，或是语言生动，或是其他，这是易于发现的。一般的书，相对好书来说，长处要少一些。但是，“白玉隐于顽石里，黄金埋于污泥中”，也仍然值得注意发掘。至于坏书，如无必要，可以不读，如果读了，也不妨从中挖出一点能为我所用的“长处”来。比如，列宁读英国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霍柏生的著作，一方面，他指出霍柏生是“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家”，很反动；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肯定这本书的长处是“对帝国主义的基本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细的说明”，并且后来还在自己的著作里选用了霍柏生列举的材料。

　　青年朋友读完一本书之后，不妨掩卷沉思一番：这本书的长处究竟是什么？我是否已将其所“长”“取”出来了呢？

　　68、钱梦龙：四步法 。●

　　上海特级教师钱梦龙在教学中，很注重给学生以学法指导。他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还传授学习语文的“四步读书法”。所谓四步读书法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第一步，整体感知，也就是全面阅读课文。先看课后“思考与练习”中有关指导全面阅读方面的问题，然后从总体出发，带着问题去阅读。通过全面阅读记住文章内容的梗概，用笔标出自己认为是反映文章内容梗概的句、段；将不认识的，或容易读错、写错的字、词用笔画上记号，然后借助工具书，找出它在本文中的义项；再从上下文琢磨一下作者用词的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总之，这第一步要从全局上了解课文的内容。

　　第二步，重点阅读，也就是抓住重点句段阅读。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发现重点句段，即“中心句”、“关键段”。并用笔做好记号，再写上简单的评语，深入思考文章的中心内容。

　　第三步，揣摩思路，也就是分析作者的写作路子，理清文章的层次结构。揣摩时，可以用顺问法，比如：“为什么作者先写甲×，后写乙×呢？”也可以用逆问法，比如：“为什么作者不先写乙×，后写甲×呢？”这样一揣摩，很快便摸清了作者安排材料的路子，归纳出了段意，总结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

　　第四步，认识特点，也就是发现文章的写作方法。看看这篇文章在谋篇布局、表现主题以及开头结尾等方面，采用的是什么手法？有什么独到之处？以便自己写作时学习、借鉴这些写作方法。

　　69、华罗庚：驾驭法 。●

　　“驾驭法”是华罗庚教授的读书方法之一。

　　华罗庚说，“一本书，当未读之前，你会感到书是那么厚”，“但是，当我们对书的内容真正有了透彻的了解，抓住了全书的要点，掌握了全书的精神实质以后，就会感到书本变薄了。愈是懂得透彻，就愈有薄的感觉。”

　　如何将“厚”书读“薄”呢？华罗庚有切实可行的办法，那就是“在对书中每一个问题都经过细嚼慢咽，真正懂得之后，就需要进一步把全书各部分内容连串起来理解，加以融会贯通，从而弄清楚什么是书中的主要问题，以及各个问题之间的关联。这样我们就能抓住统帅全书的基本线索，贯串全书的精神实质。”

　　华罗庚的这个读书方法告诉我们，读书时不能让书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而要由我们牵着书本的鼻子走，高屋建瓴地驾驭书中各部分的内容。这种读书方法就是“驾驭法”。

　　70、钱伟长：跨越法 。●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考试之前，老师或家长总是嘱咐：“先挑容易的题做，遇到难题暂时放一放，先跳过去，等把其他的都做完了，再回过头来慢慢思考。”

　　遇到难题跳过去，这种方法也适合于读书。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说：在读书学习过程中，“碰到小问题，不是关键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绕过去、跨过去？比如走马路，会有很多障碍，有沟、石块什么的。有的人碰到沟、石块，他非得把沟填满，把石块搬掉才肯过去，把时间和精力泡进小问题里去了。其实，只要你跨过去、绕过去，就行。学习要学习那些关键的东西，要大踏步往前走，走远了再回头来看，原来的东西就不见了，原来那些碍手碍脚的阻碍都不成问题了。如果你被一些小问题缠住，那你就一辈子也学不成。千万不要为这些小困难停下来，那样是舍本求末。”

　　钱伟长这段话至少给了我们三点启示：

　　一、从思想方法方面来看，如果遇到问题就僵在那里，非得要“把沟填满”、“把石头搬掉”才肯前进，这是愚蠢的办法；而“跨过去”或“绕过去”，才是灵活机动的聪明的办法。

　　二、从阅读规律方面来看，如果死抠一个问题不放手，很可能越抠越糊涂；而先跨越过去，等到对整章或全书有了一个基本印象，再回过头来看，原来的难题就“都不成问题了”。

　　三、从价值观念方面来看，如果遇到一点小困难就停下来，那种舍本求末的做法是不合算、不可取的；只有采用跨越法读书，效率才会高，效益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