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材与课程

杜威不是“学科中心论”者，他说：“以知识本身作为目的……把单纯积累知识和教育等同起来乃是荒唐的……通常对于现行教育的批评，是基于教育不过给予大量杂乱的科目一些一知半解和浮面的印象，这个批评是公正的。但合乎理想的补救方法不是回到那种机械贫乏的读、写、算的教学中可以找到的，而是要放弃我们想把全部知识都列入课程，以期‘包括一切’的狂热愿望。” （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赵祥麟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版，第228页）

他说：“教材对儿童永远不是从外面灌进去。……决定学习的质和量的是儿童而不是教材”。（同上。第119页）

但是，他又不是彻底否定教材。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教科书必须废除，而是说它的功能改变了。教材成为学生的向导，靠着它他可以节省时间，少犯错误。”（同上。第261页）他认为：“教师和书本不再是唯一的导师；手、眼睛、耳朵、实际上整个身体都成了知识的源泉，而教师和教科书分别成为发起者和检验者。任何书本或地图都不能代替个人的经验；它们不能取代实际的旅行。”（同上。第261页）这就是说，课程不能只有教科书，除了教科书之外，课程“迫切的问题是要在儿童当前的直接经验中寻找一些东西，它们是在以后的年代里发展成为比较详尽、专门而有组织的知识的根基。”（《杜威教育论著选》，第323页）这就是说，课程要把教科书与儿童的直接经验结合起来。

同时，“课程计划必须考虑到能适应现在社会生活需要，选材时必须以改进我们的共同生活为目的，使将来比过去更美好。”（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版，第２０４页）他还说：“以具有社会用途的事物为媒介的教育，无论对智力以及道德发展都是必要的。儿童越是密切地或直接地从社会环境中学习，他所获得的知识就越是真实和有效。……真正的人类智慧，归根结底，就是从直接的环境中所获得的密切知识，以及通过训练得来的应付环境的能力。”（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赵祥麟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版，第255页）这也就是说，课程要把教科书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可见，杜威是从学科知识、儿童经验与社会生活三个维度的有机结合来设计他的教材课程观。

    怎样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杜威认为，第一，课程要建立在儿童的直接生活经验基础上。教师“就需要把各门学科的教材或知识各部分恢复到原来的经验。它必须恢复到它所抽象出来的原来的经验。它必须心理化；反过来，变为直接的或个人的经验，在其中有着它的根源和意义。”（同上。第127-128）第二，他说：“学校科目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同上。第9页）因此，他倡导活动课程，其基本形态是主动作业。主动作业有丰富的领域，除了手工、劳动、游戏和竞技以外，还有户外短途旅行、园艺、烹饪、缝纫、印刷、书籍、装订、纺织、油漆、绘画、唱歌、演剧、讲故事、阅读、书写等具有社会目的（不是仅仅作为练习，以获得为将来应用的技能）的形式。这些科目不是附加在其它科目之外，而是代表社会活动的基本类型，通过这些活动作为媒介，把儿童引入更正式的课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