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对话录

某日，一位资深教师来采访我。他感到有些问题无法理解，想请我给予回答。

 

“你为什么要进行新课程改革？”

“因为现在的教育已经不是教育了。”

“你认为我国的新课程改革会成功？”

“建国以来，我国已经改了七次，都没有成功。这是第八次改革。这次改革的方向性是对的，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同做法。但是，我对中国教育没有信心。”

“你认为原因在哪里？”

“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教育体制，另一个是教师水平，当然根源还在于体制，因为教师水平是受体制制约的。这种行政化、数字化的管理体制只重表面、只重程序、只重形式，是无法把真正优秀的人才甄别和选拔出来的，是无法调动教师的自觉性、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是无法激发我国教育活力的。这种体制制约是没办法实施新课程改革的，我们从一个事实可以看出来：新课程改革实行了十四多年，教育部下属的学校几乎都是“轰轰烈烈喊素质，踏踏实实抓应试”，几乎都是“穿新鞋走旧路”。只有少数几所不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学校除外，如，杭外，北京十一中等，因为它们的高考压力不大，可以调转方向走国际化道路。”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要进行改革？而且是痴心不改？”

“因为我对自己的新课改有信心。”

“你不受体制制约吗？”

“既然在体制内工作，肯定要受体制制约。但要实施新课程改革，我就要跳出这个体制制约。我知道这相当困难，并且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可为了追求教改之梦，我没有选择余地。具体体现在，我不按照体制的要求去做，我不申报课题，然后层层评选，而是集中十倍二十倍的精力，对课堂教学进行解构和建构，努力让课堂教学充满活力。当然，还有其他很多考核，我也没有办法配合。”

“你这样做有风险吗？”

“有很大的风险。很难保证你会成功。新课程教育不应该围绕着高考教学，而应该围绕着学习力教学。但在目前的情况下，高考成绩是悬在每一个教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考试考不理想，你新课程教学即使搞得最好，也是没有作用的，你要面临学校和家长的双重压力。”

“你突破体制制约的代价是什么？”

“我即使做出了成绩，他们也不会肯定。我之所以不想跟那些教育部门玩纸上游戏，是因为每年国家级与省级课题评出那么多，可有几个课题能在教育实践中落实下去？这里的玄机有几个人能参悟得出来？尽管我的成果已获得国家新课改的领军人物钟启泉教授与浙师大教育系王国均教授的肯定，《中国教师报》也作了专题报道，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的学生考试成绩很不错，学得又轻松快乐，按理说，这应该是一种比较高的教育境界了，但我依然无法获得应有的奖励荣誉，我依然没法评上正高与特级，等等。因为他们都不代表教育行政部门，他们都不代表那一套程序和规则。还有一个是，我从事新课程改革已有十四多年。这十四年来，为了提高自己的素质，我每一天都在读书、研究、写作与实践，甚至连节假日也是如此，但是，这些付出都是没有办法被考核的，绩效工资不考核这些东西，而只考核教师有没有超课时，当不当学校领导，是不是班主任等等。于是，我的工资又是最低的。这就是体制的制约：你要成全学生，可要牺牲自己。”

 

“那么，别人怎么看待这一切的？”

“有人认为我高尚，也有人认为我傻气。不讲利益，只讲付出。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见到的。我曾对一个教育部门的领导说过：你坐在台上，要下面的人发扬奉献精神，这是动动嘴皮的事，因为屁股决定了你的话语；当你也象我一样是一个兵，十四多年来，一直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做教改实践，那真值得佩服。这可以看出，我对名利还是比较淡泊的，可也不完全漠视，因为一定的名利是对一个人付出的报偿、肯定与尊重。我被人视为傻气，原因也在这里。我之所以还会坚持改革，是因为当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时，舍鱼而求熊掌也。”

“是什么力量促使你有这种追求？”

“是一些大师们，如，柏拉图、卢梭、杜威等等。他们教我怎么上课，他们也教我怎么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