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不读书的原因
北师大教育学教授肖川在《教师的幸福人生与专业成长》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以色列每年人均读书是55本,俄罗斯是50本,美国是44本,我们只有4本,而且百分之九十是教参和教科书。”(新华出版社08版,P195)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于2013年组织实施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数据显示,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只有4.77本。
据中国青年报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一年平均每人是64本。上海在中国排名第一,只有8本。而中国13亿人口,如果扣除教科书、教参、练习册,平均每人一年读书一本都不到,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教育家朱永新在2004年“两会”期间向全国政协提出设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里面有一组数据:全世界平均每年每人读书最多的民族是犹太人,64本;全世界平均每年每人读书最多的国家是前苏联,55本;美国的全民阅读计划正在进行,平均每年每人读书50本。
尽管这些数据来源渠道不一致,调查的时间、方式也不一样,但结论却差不多,可见,我国国民阅读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那么,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对阅读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
看看美国就会明白,总统高度重视教育,重视阅读,因为他们视教育为国家战略,视阅读为教育基石。克林顿主政白宫时,颁发了《1999年全体儿童教育优异法案》,加强阅读教学,建议在二年级末就能够独立阅读,具有良好的阅读能力。于此同时还将继续执行《阅读优异法案》。(《美国教育360度》,教育科学出版社07版,P6-7)布什当总统时,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份立法动议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其中的“立法条款”B部分的标题是《通过把阅读放在首位来提高读写能力》,文本开篇写道:“政府承诺要保证每个孩子在三年级时能够阅读。为帮助达到这一目标,一项名为‘阅读第一’行动的新项目即将付诸实施。”((《当代国外教育改革著名文献》(美国卷,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04版,P199)美国总统如此重视教育、重视阅读,实在值得我们深思。他们清楚,美国的科技之所以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就是因为他们有世界领先的教育,而阅读又是教育的基础!相比之下,我们的政府就没有认识到阅读对于教育的重要意义,教育对于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所以也没有如此重视教育,如此重视阅读了。
第二,人际关系复杂,社会风气浮躁。
诚如周新生委员在2013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中说:“我们国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生得好要求人;病了,治得好要求人;死了,烧得好、埋得好要求人;上好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职务职称晋升要求人,不一而足。……求人成了常态,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变得不堪重负,变得变了味道,从而形成了若干潜规则,形成了权钱交易, 形成了人身依附,形成了特权,形成了不公平。为此,编织关系网、疏通关系、维持关系、寻租、请客送礼耗费了单位、家庭及个人的诸多资源和精力。在这样一个以权力为基础、以人际关系维系的社会中,人情世故自然变成了比学识、能力更重要的“制胜因素”。这种状况把人才的才华和注意力吸引到了关系学和钻营上,从而影响了社会的创新能力。”他的发言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这说明大家都感同身受。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大家都忙于在外面应酬拉关系,谁还能静下心来去读书呢?当然,还有两个原因不容忽视:一、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大家都整天整月整年地忙着赚钱,挖空心思地追求经济利益。谁愿意放弃经济利益去读书呢?二、行政主导型的数字化管理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管理人员多,会议多,检查多,评比多,考核多”的问题。这样大家都疲于应付身心俱惫。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去读书呢?读书需要闲暇时间,需要悠闲的心情。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谁能够淡定呢?
第三,应试教育的后遗症。
著名教育家朱永新说:“真正的教育是从读书开始的。”但是,我国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是从传授知识开始,并紧紧地围绕着做题目展开,传授知识是为了做题目,做题目是为了接受知识,课堂课外都是如此。教育被彻底异化为传授知识了,被彻底异化为做题目了。原因不外乎我国实施的是应试教育,而应试教育就是为了考试的教育,知识和题目就是考试的内容。这必然会出现一个怪现象:很多学生读了十二年的中小学,除了读一二遍语文课文外,其他学科的教材,几乎都还没有读过,至于课外书,那就免谈了。
要知道,做题目与读书不是一回事。做题目可以培养学生的分析推理能力,读书需要分析推理能力,但更需要兴趣、习惯、悟性、想象力、直觉思维、批评性思维和认知结构等。这些元素不是做题目可以培养起来的。这些元素的缺失导致学生不喜欢读书,也不会读书。按照朱永新教授的说法,一个人到高中毕业后还没有产生读书饥饿感,那么这一生就不会读书了。原因恐怕是,他们已错过了培养读书能力的黄金年龄。这就是说,十二年的过度应试教育,换来了一生不读书的惨痛代价。
这些学生进入大学后,大学已经很难改变他们的学习状态了。何况我国的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还是一样,也实行应试教育,教师普遍采用传授式教学,往往一讲到底,没有交流与对话。学生听了十二年的课,还要这样听下去,他们不厌烦透顶吗?他们还怎么会喜欢读书呢?除了小部分为了将来的工作,准备考研需要用功外,其他的恐怕也只能是混日子。并且,他们用功也不是喜欢读书。人大教授、博导张鸣在《读研与读书》中说:“录取进来的研究生,无论硕、博,即使名校出身,读书兴趣都不大。很多人之所以读研,无非是为了弄一个高一点层次的学历,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延缓就业,在学校里多玩两年。”在《学界的技术主义的泥潭》中又说:“画地为牢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授们不看书。出版界经常统计社会大众的阅读量,越统计越泄气,无疑,社会大众的阅读量是逐年下降的,跟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距离越拉越大。其实,中国的教授,阅读量也不大。” 因为他们很大部分是这些不读书的博士升上来的。所以,耶鲁前校长讽刺我国的大学教授都是混饭吃,对自己的专业都没有什么兴趣。这真是很悲哀!这都是应试教育惹得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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